第37章 大典

    为天子宣武帝的禅位大典与太子的登基大典做准备, 是宣武二十九年下半年，京师应天府的主旋律。

    在这样的热闹下，皇次曾孙的诞生, 也只是在小范围内引起了别人的关注。

    皇次曾孙便是郑王祁元詝之嫡长子, 天子以为自己命不久矣之时, 心心念念让人禀告于他的懿文太子之嫡长孙、郑王之嫡嗣。

    其生于十月晦日, 日月皆终, 若是迷信一点，说这是大凶之象, 所生之日极为不妥也不为过。

    天子思忖良久, 才于孩子满月后为其赐名“祁允晏”，又赐了乳名为“安”。

    天子赐名之时, 禅位大典已过, 已升为太上皇帝, 此为后话，暂不赘述。

    皇次曾孙生于十月末，此时天气已转寒了, 天子身体毕竟有恙，即便时间紧迫, 到底还是要在十二月之前完成大典。

    为着宣武帝身体着想, 禅位大典选于十一月最早的吉日，就在十一月九日, 仪式过程又因天子身体缘故，大为精简。

    凡是会让天子受累的，能撤的便悉数撤掉了。

    十一月七日, 天子便有诏传谕天下, 称自己疾恙无瘳, 庶政多阙，然而政务不可久旷，是以传位于皇太子，自称太上皇。

    十一月八日，祭告天地太庙社稷。

    十一月九日，于奉天殿举行禅位大典，宣武帝很快还宫，太子则继续按流程举行登基大典。

    大典罢，宣武帝正式改称太上皇帝，太子则为天子。

    天子新立，按理说，由天子理政的乾清宫便要转由新君居住，只是传位毕竟仓促，宫中现有的宫殿又都有用处，太上皇帝居所不能轻忽，是以新君仍居东宫钟祥宫，太上皇仍居乾清宫。

    居所不改，其他方面可不能马虎了。

    首先要议的便是年号。

    如今已是宣武二十九年底了，按例，新君继位，至新一年的时候便要改元。

    太上皇做天子的时候，明确规定过，年号便不似历朝那般多次修改了，一帝只一元。

    也就是说，这个年号，天子可是要一直用到底的，可马虎不得。

    历朝历代有过的年号，便不宜再出现在本朝的年号里。

    光幕上确实曾经预言过新帝的年号为“永乐”，可是知晓典故的人，却知道，若是他们敢把这个年号递上去，天子要杀他们是不至于，但是找个由头将他们一贬三千里是极有可能的。

    五代十国时期的贼匪、五胡十六国之时的前凉桓王、赵宋之世的方腊，都用过“永乐”此年号。

    光幕所言之事虽有相似，但现实发展已与之不同，光幕中的“太宗”愿意用“永乐”为号，如今由太上皇亲禅帝位的天子，却肯定是不愿意的。

    若是有人孤陋寡闻，真的将光幕上的“永乐”作为备选年号呈上去，马上就回会有人为君分忧了！

    《年号谱》一书，早已将历朝历代常用年号字讳一网打尽，在此基础上，排除前朝有人用的年号，礼部便拟出四个年号供天子御笔钦点。

    四个年号，曰“乾圣”，曰“宣德”，曰“昭武”，曰“弘文”。

    开国之君之号多有武，譬如汉光武之“建武”（晋元帝亦用此号）、季汉昭烈帝之“章武”、三国吴大帝之“黄武”、唐高祖之“武德”。

    而开国之君打天下，后继之君便是治天下，否则一直强调武功，岂不是令天下百姓没有修养生息之日了么？

    只不过太上皇与新君皆威势极重，文臣们的心思，也只有在列于最末的“弘文”年号上可窥一二了。

    天子钦点“乾圣”之号，是为乾圣帝。

    乾圣帝继位后，很快于登基大典三日后册封嫡妻太子妃为皇后，如此不可不见二人夫妻情重。

    只是除皇后外，太上皇时期被册为皇太孙的皇长子，皇次子、皇三子俱未受封。

    祁元询也不在意。

    继承人与爱子完全是可以分开的，父皇又不是不喜欢他，只是更喜欢两个年少的弟弟而已。

    但是，若论及乾圣帝对继承人的教育，皇次子、皇三子真是拍马不及祁元询的待遇。

    被两代帝王视为继承人倾力教育，若祁元询这样还能败，那只能说确实技不如人。

    但是他前世的那位同时期的同位体，可是在更不受喜爱的情况下逆风翻盘的，再怎么样，他也不能比身后支持多数只来自文官集团的那位混得差？

    祁元询半点不见忧色，如今乾圣帝才新登基，皇帝的瘾还没过够了，也没有没眼力见的，在这个时候就上书请天子早建太子，让祁元询这位皇太孙转正。

    京师一切都很和谐。

    诸王赶在大典前已入了京，天子慰留再三，最早离京的藩王，也得等正旦大宴过后再启程。

    宣武帝禅位而非驾崩，京中自然洋溢的都是喜气，又逢年节将至，京师街上当真是人头攒动，热闹得紧。

    又兼诸国使节入觐，更是了不得。

    乾圣帝新继位，虽然之前已是他监国了，可是他继位后，又冒出一大堆的事务。

    天子不可久居钟祥宫，为太上皇营建宫阙便成了当务之急——否则的话，难道让天子一直居住在东宫吗？与天子理政、居住的乾清宫相比，钟祥宫就实在太偏僻又太小了。

    新君登基，属国朝贡，对外政策如何，又是天子要马上解决的。

    又有职官调动、北平正式升为陪都等种种事宜，乾圣帝可以说是有一大堆事情要忙。

    这么多事情，他自己一时半会儿做不完，便挑了件不轻不重的，让祁元询练手。

    朝鲜国朝贡，使团除了恭贺上国新帝登基之外，定会一如往常，请求上国天子正式册封其主为朝鲜国王。

    朝鲜乃此国古号，宣武二十五年之前，其国还是高丽，国主还是王氏。

    王氏高丽末年，正逢原季之末，权臣李成桂趁势而起，终于取而代之。

    只是大周就在其邻侧，若是出兵，高丽很难有好果子吃。

    李成桂遣使上书，言辞都颇为谦卑，亦不敢言自己篡逆，只说其王昏庸，终为太后所废，王氏宗室里又没有什么成器的人物，他受群臣拥戴，才不得已暂代国主之事。

    只不过这也是众望所归，还请天子示下。

    宣武帝不和他来这虚的，实情如何，早就看得分明，只不过李成桂态度良好，是以宣武帝不发作罢了。

    饶是如此，开始那几年，李成桂的上书都只是“权知高丽国事”、“权知朝鲜国事”，态度放得极低，宣武帝还是不吃他这一套。

    等到李成桂都请天子允许他改名为“李旦”，成为朝鲜国主的心都按捺不住了，请印诰的事还是没个结果。

    不正式册封你，就意味着大周虽然不是很看得上朝鲜那块地，但是真的想打的时候，完全可以直接惩治属国之篡逆国贼——毕竟李氏没有正式得到册封，那王位上坐着的人，说应该姓王，就非常合理了——连个名义都不用。

    祁元询说句不好听的，朝鲜稍有异动，大周就发文申斥，对方马上就诚惶诚恐地认错，行动方面也不敢阳奉阴违，“积极认错死不悔改”，在这个时期，朝鲜是不敢有的。

    自宣武二十六年起，朝鲜年年上贡，而且使节一年不只一趟，什么天寿圣节、冬至、正旦等节日，乃至于上国有命之时，便遣使节入京，抱大腿的姿态做得很足，就差没有明着叫爸爸了。

    九月的天寿圣节没有大办，毕竟重阳之后天子便重病了，哪里还有这个心情去庆祝生日？

    只是朝鲜还是遣使来贺，持礼甚恭。

    这一切，都是为了大周能够承认李氏为朝鲜国主的地位。

    如今新君继位，朝鲜的“攻势”一定会更强烈。

    乾圣帝没有亮明自己对朝鲜的态度，只是让祁元询这个准太子去处理。

    大周如今主管属国事务是仪礼司，主掌朝会仪节、，最近的禅位大典与登基大典，仪礼司的人就出力不少，但属国来朝，也是仪礼司要负责的事务。

    天子让祁元询主管此事后，仪礼司司正房显便按例来与他详述事务了。

    太上皇未曾移离乾清宫，天子便照旧在文华殿处理政务，祁元询独立办政之处，则转到了武英殿。

    武英殿在宣武初年还是天子理政之所，从意义上来说，与文华殿相差仿佛。

    天子特意下诏让祁元询于此处理政，对于外界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信号。

    祁元询没有出宫，就是在武英殿中见的房显，出现在他面前的房显面容清癯，看着很精干的模样。

    根据他的汇报，招待使节，大周自有一套规矩，在这个方面，并不需要祁元询操心。

    只是朝鲜国为了让大周册封，实在是想尽办法，使团到来后，有人为其说项也未可知。

    毕竟朝鲜人又不是木头，为了达成目的，使节也有四处活动。

    也就是说祁元询得防止别人在他耳边吹风，不要稀里糊涂就应允了那些为朝鲜活动的人。

    使团未到，正使是谁也不晓得，祁元询也只能先做计划，等人来了再打算。

    等到朝鲜使团入京师的时候，祁元询就知道，对方此次，成功请印、受册封的意愿是极为强烈的。

    除了艺文春秋馆太学士郑总为正使外，李成桂之子靖安大君李芳远也赫然在列。

    李芳远何许人也？

    若是放在往日，祁元询还真不一定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毕竟区区属国国君的第五子──这个属国国君还是未经册封的──即便是嫡子，也不能得到他的注意。

    可是，当朝鲜使团抵京那一日，天上光幕更新的时候，饶是祁元询对朝鲜知之甚少，也得对李芳远另眼相看了。

    光幕记载更新的关于李芳远的内容非常多，简单概括一下就是：此君乃是朝鲜太宗，乃朝鲜国得到册封的第一位国君。

    其人功高，可是父亲偏爱幼子，所立世子为其幼弟。于是乎，此君一不做二不休，发起了王子之乱，换到中原，就是玄武门之乱。

    上面还特意提及了一点，宣武二十六年，李芳远曾同样跟随使团来朝贡，与天子乾圣帝性格相投，相谈甚欢。

    祁元询提高了自己对朝鲜使团的重视。

    来的这一群可不是光会叫爸爸的。

    这可是一个低配版的唐太宗或今上啊！